六、民国地主不好当（南方篇）
　　在民国时期，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盗匪横行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，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，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。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，军队膨胀到340个团，84万人，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，不要说贫苦农民，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，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；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，长江几乎年年决堤。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，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，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，被吴佩孚、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，折腾得够呛，同样不甚适合居住。
　　总的来说，在民国年代，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，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。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，战乱最为稀少，阶级矛盾最为缓和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。
　　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，对外交流便利，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，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，所以表现得比较“开明”，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。
   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，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。如果佃农比较刁蛮，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，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%左右。有些地方的佃农，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，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——因为他在上海、宁波的工厂商行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，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，到乡下去大打一场……
　　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，阶级矛盾不算突出，所以就全国来说，乡村秩序尚算不错，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。
　　但近年来有些“砖家”以偏概全，把江浙地区相对“和谐”的乡村阶级状况，硬是放大到了全国，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——这就有些过分了。

　　那么，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，不怎么打仗，农民也不怎么造反，而且邻近上海，想要购买热水瓶、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，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？
　　……这个……只能说，也不一定，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。

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，城市工商业发达，乡下盛产稻米、棉花和丝绸，在整个明清时期，一直相当富庶。即使是在近代前期，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，依靠出口丝绸、茶叶和瓷器，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。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，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。

　　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，进入三十年代之后，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，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，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——很多时候，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。
　　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，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——最初两年，长江以北赤地千里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，饥民倒毙于路途，自然是惨不忍睹；到了1932年和1933年，气象灾害基本结束，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，稻米小麦堆积如山，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（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，玉米腐烂在地里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，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），于是在市价上，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、3元，根本卖不动。如果低价贱卖，农民又要赔本。
　　——由于农业技术落后，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，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。他们没良种，没化肥，没水利，没农药，没机械。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，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，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。而且，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，还要承受沉重赋税，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。

   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，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，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、质量和价格，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，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，就根本卖不动了。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，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，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，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。
　　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，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，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，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，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，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，实在是倒行逆施。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，也保不住国内市场，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，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。
　　走投无路之下，一些农民不顾禁令，开始种植起了罂粟，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。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，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，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，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、云南和印度的烟土，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，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。
　　——类似的情况，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。抗战期间，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，上千保安队。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，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，宣布不再禁烟、铲烟，不收烟税。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，价格暴跌，贩毒无利可图，毒贩子从此大减。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，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，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，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，户户绕烟云了。

    于是，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，便无限悲哀地发现，自己是歉收要饿死，丰收也要赔本，种什么都挣不到钱，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，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，怎么样都没了活路。
　　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之中，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，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，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。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，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——荒年绝望，丰年更绝望！
　　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，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。
　　很显然，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，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
　　首先，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，因为米价低廉，等于是缩水了许多，而若是收银钱的话，农民又缴纳不出来；其次，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、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，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；最后，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，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，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，不交税也不交租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万一地主上门催讨，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。
　　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，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。更要命的是，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，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，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，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。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，也还是得不偿失——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。
　　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，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。

   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，政府军、日军、伪军、新四军反复打拉锯，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又被国民党“劫收大员”们搜刮得一穷二白，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。

    所以，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，最好穿越得早一些，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，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，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，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。
　　实际上，在民国时代，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、南京、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，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“二地主”（代理人）负责收租。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，外加“二地主”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，哪怕是风调雨顺，“二地主”也比较有良心，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。
　　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，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。
　　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，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，30年代涨到500银元，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，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，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。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，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。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，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，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！
　　由此可见，民国时期的诸位“砖家叫兽”们，实在是货真价实的“无冕贵族”啊！
　　事实上，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，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，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。

因此，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，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，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。
　　——从很早以前开始，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，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经营金融、商贸、实业和房地产等等，以求更高的收益。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，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。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，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。
　　所以，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，冒险家的乐园，“东方魔都”大上海，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七、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
　　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，民国时代的中国，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，基本上是一个愚昧、动乱、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，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。
　　确实，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，但在西方人的眼中，却早已辉煌不再，被时代所抛弃。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，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，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，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——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，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。
　　而仅有的少数例外，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“文明”孤岛，确切地说，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。在西方人眼中，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“现代西方”和“传统中国”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。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“桥梁”，则莫过于大上海的“十里洋场”了。

   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，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？
　　——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，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，闪耀着霓虹灯光的十里洋场，浑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，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，西装革履、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，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，身穿旗袍、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，走街串巷、黝黑干瘦的黄包车夫，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饶舌小贩，满脸菜色的码头苦力，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，用“标准石油”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，衣衫褴褛、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，面黄肌瘦、神色黯淡的大烟鬼……
　　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，不但农民生计艰难，饿殍遍地，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，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，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。因此，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。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，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，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——虽然不如后世的“深圳速度”，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。
　　此外，在民国年代，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，前清王公们，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，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，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（例如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面女主角的老爹，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），一旦局势有变，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，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——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，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，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。
　　总之，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，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，在上海都能搞得到，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。

    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，黄金荣、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，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，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。
　　但是，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，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。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，就没有那么美好了。
　　首先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，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，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，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，市容市貌呢，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，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。
　　你知道吗？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，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！
　　—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，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，城市却畸形繁荣。于是，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，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。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，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。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，卖香烟，拉黄包车，当佣人，或者进工厂当小工，收入都很低，而且很不稳定，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。所以买房是奢望，租房也困难。
　　当时，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，每日薪水是三毛钱，一个月才9块大洋。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，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。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，月薪才3块大洋……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，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——要么这个“纺织女工”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，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……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，大家可以自行百度，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，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，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。

    更要命的是，明面上规定的工资，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，因为中间扒皮的恶棍极多，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。例如在二十年代初，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，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，月薪12元。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，连喝稀饭都不够，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。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，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，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。
　　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，都被各类帮派（主要是青帮）包揽，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，想要绕开都不行。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插进一帮吃闲饭的人，否则就会被砸（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）。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，不但残酷剥削工人，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——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，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。
　　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，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，也因为被黑帮压榨胁迫，而做不成事。
　　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，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！如果借用厨房的话，还要另外多付钱！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，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。租不起怎么办?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，要么就去住贫民窟。
　　那时候的上海闸北，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，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，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。现代的巴西贫民，好歹还能用铁皮、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。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，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，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。
　　当时，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，从乡下运来毛竹、芦席和篾片，把毛竹烤弯，插在地上，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，上面盖上芦席，周围捆上茅草，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，地上铺块烂棉絮，就是一家人的住所。这种简易窝棚俗称“滚地龙”，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，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，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，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——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。

这样简陋的“滚地龙”窝棚，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，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，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，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——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——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，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。根据记载，曾经有个住“滚地龙”的民工跟人有仇，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，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——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！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，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。
　　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“美孚石油”或“标准石油”（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）的油桶，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，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“豪宅”了
　　——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，咱们如今的“城中村”简直就是天堂了。
　　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，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。但事实上，虽然在民国前期，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，上海工商企业大批倒闭、停产和减产，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。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，全城400万人口之中，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——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！
　　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，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，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，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“路倒”尸，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，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—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！

　　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，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，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，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、当小贩、擦皮鞋和混黑帮的生存机会。

    当然，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，尤其是言情小说，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，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，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，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、灯红酒绿、香车美人、恩怨情仇……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，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。
　　那么，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。
　　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、老照片，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当时的上海租界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，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——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，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，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，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，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，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，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，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，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……总之，从外表上看，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。
　　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，从林徽因、张爱玲、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，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，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，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。
　　但是，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。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，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，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。
　　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，男的政法大学毕业，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；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，专职做家庭主妇，生了4个孩子。在当时的上海，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，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，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。
　　但是，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，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，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，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——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，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，中间用木板隔开，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，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。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，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（后来涨到了20元），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。光是这两样，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，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，就已经用得精光，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。

    当然，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，尤其是言情小说，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，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，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，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、灯红酒绿、香车美人、恩怨情仇……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，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。
　　那么，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。
　　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、老照片，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当时的上海租界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，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——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，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，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，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，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，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，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，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，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……总之，从外表上看，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。

   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，从林徽因、张爱玲、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，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，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，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。
　　但是，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。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，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，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。
　　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，男的政法大学毕业，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；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，专职做家庭主妇，生了4个孩子。在当时的上海，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，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，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。
　　但是，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，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，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，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——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，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，中间用木板隔开，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，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。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，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（后来涨到了20元），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。光是这两样，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，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，就已经用得精光，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。

    除了股票之外，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，就是政府债券。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，以及各地军阀大帅，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，而且往往打折发放，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，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，貌似十分优厚。

　　但是不要忘了，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，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，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，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。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，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。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，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，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——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，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？
　　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，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——当然，如果是穿越者的话，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，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，甚至谋得一个“投资之神”的称号。
　　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，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，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。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，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，也是常有的事。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，尤其是俄国大洋马——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，据说有上百万“白俄”逃出国境，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。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。
　　所以，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，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，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。唯一的麻烦是……钱从哪里来？

    北洋政府时期，虽然北方内战不断，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，企业家的日子尚属滋润。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，名义上虽然进入了所谓的“黄金十年”，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，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，又没有保护性关税，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，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。
　　而经商也不容易，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，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。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，到了荆湘就要打折，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，沿江到处设卡收钱，税率普遍高达20%甚至40%。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，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，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。
　　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，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，不是投资房地产，就是搞金融投机，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……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，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，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，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，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，几乎成了流浪汉。
　　所以，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，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，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……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，到了二战时期也铁定要被蒸发的。　

   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，虽然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，倒向共党，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。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，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**。

   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，当地人自然只知“XX大帅”而不知蒋委员长，甚至还在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，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。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，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——打个比方，在抗战前，汪精卫、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，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，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？
　　道理很简单，要是这么两枪下去，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，连党也没了。
　　——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，光是压制军阀，对抗共党，就已经异常吃力。蒋委员长的位置，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，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。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，非要置于死地的话，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。
　　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，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，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。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，又岂是“党国”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？
　　事实上，像中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，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，也没能完全做到啊！

    因此，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，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，想要维护言论自由、开放，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，杀不过来，手也伸不了那么长。而对上层富人，又受到亲属关系、人情关系、与“洋大人”关系的种种羁绊，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，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。
　　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，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——哪怕那些“砖家们”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，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，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。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，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……这样一个军阀混战、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，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。
　　最后再提一提人权。基本上，只要是看过《红岩》的人，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。至于国军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，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在半路上……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，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！
　　当今的西方媒体，总是指责我党“残酷镇压”少数民族（奇怪的是，国内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），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，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？在这里举两个实例：
——海南黎族世袭峒长，大总管之子王国兴，论阶级成分，本应是共党死敌。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，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，竟然被以“通共”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！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，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“共党”的名头被逮捕入狱，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。
　　到了这一步，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别无出路，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“被共党”了，从此只得横下一条心，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……比较搞笑的是，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，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。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，这支“被红军”的黎族起义军，才真正地跟中共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，算是找到了组织，而之前都是属于“黑户”性质——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，就是“自带干粮的五毛”……
　　由此可见，每一个共党都是被逼出来的。
　　如果说王国兴的“被共党”，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。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，似乎在民族关系上，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——1930年，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“中国落后族群展览”（名字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），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，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。谁知在这次展览中，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，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，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……之后，这位瑶王愤而回乡，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。
　　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现在把某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，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，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？
　　总之，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，也不民主，更无人权的时代，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

九、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！
　　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，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、百折不挠之余，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、政治运动、整风，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，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。
　　总之，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，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，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，还要提防背后那些“红色整人专家”（例如康生）上查八代，穿凿附会，随意构陷。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，甚至根本没有错误，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、批斗和处决。
　　例如电视剧《长征》里面，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：“……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，证据以后会有的……要什么证据？白纸黑字就是证据！”
　　所以，很多人就觉得，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，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——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，但是在失败之前，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？
    （延安整风之前，切切莫和太祖走的太近···太祖的亲传弟子、老师、亲友、朋友。全都被清算或者靠边站了····那时候太祖还不会保护嫡系·太祖一直没有嫡系·唉！）

但事实上，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，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，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。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，恐怕还会死得更快！

　　——中共党史一般认为，蒋介石的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以及汪精卫的“七一五”清党行动，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。但事实上，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，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，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！
　　1927年4月清党前，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（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党员或铁杆支持者），但到了1928年3月，即上海“4。12”和武汉“7。15”之后约一年，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！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，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。
　　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（事实上只是被杀了1万多，还有一部分人脱党了），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，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！尤其是在广西，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.8万人，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，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，可见其杀戮之惨。
　　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，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？
　　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，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，除少数中共要员外，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，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。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，又实在是太麻烦，如果拖延日久，难保不会生变（譬如南昌起义）。

    于是，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，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，就立即将当地县、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，根本不分什么国、共——这才是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使一人漏网”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！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，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“疑似共产党员”统统杀光！
　　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，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，只换了面旗就成为“革命军”的各地新军阀，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。

　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，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，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，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，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——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，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，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，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。
　　而且，在此次清党过程中，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“公共知识分子”，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
　　——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时，著名教育家、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，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，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，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，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，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，直杀得人头滚滚、血流成河，颇有当年曾剃头（曾国藩）屠杀太平军的风采，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（注：笔者看历史，觉得蔡元培应该是是以为会按照以前一样，失败了就出国，结果没想到KMT完全木有人性啊··）。
　　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：“……（中共）留在世界上是祸水，送监狱是多事，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。”

　由此可见，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“公知”手上没枪，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。
　　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，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，只是被骗上了贼船，虽然他确实对共产党不满，但按照西方的观点，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，从此分道扬镳而已。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，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……
　　但实事求是地说，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，积极策划清党方案，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，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，要对共党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，坚决不肯停止清党，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，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，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。最极端的时候，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（同样是国民党监委），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。
　　鲁迅在他的杂文中，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：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！
　　一时之间，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，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，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。与其坐着等死，还不如索性投了共产党拼死一搏……
　　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，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，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——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，很多原本不是共产党的家伙，随着清党的扩大化，也纷纷“被共党”了，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……

    总之，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，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，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，或是直接投了共党，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……说实话，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，也实在是没法呆了，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，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！
　　——有人说，中共之后的整风、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，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。
　　而且，中共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，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过半党员的……

   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，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，“思想恶化”（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）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，就犹如特殊时期时期的“敌特”和“反革命”一样，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。
　　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，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，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，就能随意枪毙——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，甚至有中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，而被当局以**嫌疑抓捕的荒唐事。闹到后来，连吴稚晖这个铁杆**屠夫都看不下去了，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。
　　总之，1927年以后，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，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。
　　相反，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，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。
　　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，但由于党内资历比他高的元老太多，难以完全掌握党务，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，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——另一方面，那些被收编的兵痞流氓，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，甚至连考核都可以省略。
　　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，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钱了。
　　如此一来，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，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，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。从而给了共党以极大的渗透空间，搞到了“哪儿有国民党，哪儿就有共产党”的程度。

   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政府甚至被渗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局面：蒋委员长下令剿共－－>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－－>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－－>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－－>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－－>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－－>出兵剿共……
　　更神奇的是，哪怕后来知道了这些人是共谍，党国的诸位将领依然表示不信，认为这是共党的离间计。因为按这些共谍搞出来的原始版本作战计划，就算打不了胜仗，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——因为做地下工作的人心中至少还有一个度，不敢搞得太出格，生怕露出马脚——而被蒋委员长亲自下手令修改过，又用电话直接打到每个团里遥控指挥的作战计划，才是导致党国诸军屡屡惨败，一溃千里的不二法门……
　　由此可见，蒋公这位“千古伟人”、“当代岳武穆”的战术水平，究竟有多臭了。
　　所以，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，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，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    小结：民国很黑的，大家不要萌它
　　在中国，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，都有其盛世和末世，唐宋明清皆不例外。
　　而民国的悲哀就在于，它始终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盛世，总是在从一个末世到另一个末世的泥潭中挣扎。
　　现在的文化界有一种很荒唐的思潮，就是对民国的疯狂崇拜。许多“砖家叫兽”认为如今的中国很不好，而解放前的旧社会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天堂——这些自称喜欢民国的人，既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实际生活情况，也不看国民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，只关注少数精英们诗情画意的优雅生活。
　　所以他们总是说，民国好多好多文化大师啊，民国知识分子待遇多么高啊，民国的言论多么自由啊，民国对地主多么多么人性化啊，总之民国的一切就是好！新中国的一切就是坏！
　　——当屁股决定脑袋的时候，常识就会被丢进马桶。
　　事实上，如果你想要体会风云激荡的时代狂潮，感受先烈志士们的高尚情操，那么民国的历史虽然黑暗而又屈辱，但也确实是一个社会变革最剧烈，最能激动人心的年代，有着无数令我们后世之人热血沸腾、可歌可泣的精彩传奇——就如同欧洲有很多人爱好中世纪的城堡与骑士传说一样。
　　但问题是，西方的中世纪爱好者，从来不曾把中世纪吹成天堂，而中国的民国粉丝们却偏偏这么做了。

    有关具体的民国风貌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些，基本上，所谓的“民国范儿”可以和大烟、梅毒、溃兵并称民国四大特色，下面再讲一点整体的情况。
　　一、民国经济啥都好，就是没有工业——解放前的中国，顶多只能生产一点肥皂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，一个用机器磨坊加工面粉的人，当时就算是大企业家，这在今天简直就是笑话！而能够生产点暖水瓶和胶皮鞋的厂家，就已经算是高科技企业，老板都可以跟政府要员们平起平坐了。
　　想想现在中国的“世界工厂”头衔，再想想民国年代一大串带“洋”字的词汇：洋枪、洋炮、洋米、洋面、洋油、洋火、洋烟、洋钉、洋布、洋车（单车）、洋灰（水泥）、洋碱（肥皂）、洋奴……唉，到了现在，前面大部分带“洋”字的叫法早已作古，不过最后那个“洋奴”倒是一直后继有人，从未绝种。

    二、民国政治啥都好，就是没有主权——各地租界林立，洋人享受治外法权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，英国和日本炮舰横行长江……当然，如果有人还是坚持认为中国应当被灭亡并殖民三百年才好，就算我没说。
　　三、民国生活啥都好，就是没有活路——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总喜欢拿三年自然灾害“饿死三千万人”来给共党抹黑，殊不知民国年代的此类饥荒更是家常便饭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曾经统计过，1949年以前，中国平均每年有300－－700万人死于饥饿。整个民国时代更是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的人口。遇到灾荒年头，上海街头每天都要用卡车运走成百具的“路倒”尸体，有时候卡车上堆叠的尸体太多，在拐弯的时候把尸体甩了下去，司机也没有发觉。于是，路边店铺的老板早上一开门，就看到门口多了具僵尸……

    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，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。而到了1979年，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，比同一年代的印度人高14岁。试问那些把民国时代吹上天，把当代中国踩下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们，莫非你印象中的老家常逃荒？时常要卖儿卖女？乡亲们一辈子从不刷牙？既不通电，又无自来水，连热水瓶都没有？一人分不到一床被子？　　事实上，就算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师和小资们，到了民国末期的时候，很多人也不再有好日子过了。例如在1949年的时候，就有北大教授饿死在宿舍里的事，被发现的时候，两颗眼珠子已经被老鼠啃了——没办法，那年头用金圆券发的工资根本就只能点烟用，而美国的救济面粉在经历了层层克扣之后，也只会发给胡适这样的顶级大师，其他等级稍微低一点儿的专家教授们，就是哭着喊着也还是吃不上。

    四、民国军队啥都好，就是没有胜仗——截止到抗美援朝为止，中国人连自己的家园都守不住，更别提真正打败过什么强国了。
　　就算是抗战后期，远征军光复缅甸的那一系列最出彩的战役，也是用15:1的绝对优势兵力压着日军在打，还有美军的空中优势，但依然打得险象环生，异常吃力，怎么看都谈不上什么世界强军。
　　至于远征军先前从缅甸撤退的时候，更是创下了一个战场记录——1942年夏，在完全占领缅甸之后，日军快速部队约3000人越过中国国境，以10辆坦克为先导，继续挺进云南。5月2日向驻守畹町的第66军两个师发动进攻，3日继续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，再占遮放、芒市，4日下午进入龙陵城，5日就到了金沙江畔的惠通桥边上，在四天内前进了300公里，但是楞没追上国军……真不愧是转进如风的伟大军队啊！
　　唉，能与国军相比的,惟有数十年后的中国男子足球队了。或许，正是出于对历史上近代中国各路军队的极端轻视，麦克阿瑟才会在朝鲜战场上对陌生的志愿军掉以轻心，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全盘崩溃吧！

    五、当代砖家啥都好，就是没有节操——现在网上和社会上有很多不知是真是假的大地主，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家在解放前是多么多么的富有，然后就咬牙切齿咒骂夺走了他们家祖产的邪恶政府……但说实在的，就算如今还是那个旧社会，你就真能保住那份家产吗？
　　就以我本人的家庭往事来说，我曾祖父原本也算是个大地主，还曾经当过区长和县教育局长。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，竟然坐在自家院子里被一发流弹打死——似乎是某个士兵在行军的时候胡乱放枪，最后也没查出来是怎么回事——之后，家里的田产和房子，立即被几个坏亲戚巧夺豪取，当时尚未成年的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顿时成了赤贫户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

    但是等到解放之后，那几个侵吞田地的坏亲戚全都被划成了地主富农，吃够了苦头，而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倒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……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
　　——有某位“精英”曾经大放厥词说，民国的乡村肯定不是天堂，但也不是地狱，试想都是乡里乡亲，哪有不给人活路的呢？假如一有矛盾就非得要搞流血革命才能解决，那得有多大的仇？所以中国革命的原因，并非是因为贫穷，而是苏联在煽动和策划左派……
　　我真的很想对他说，别提什么乡里乡亲的鬼话了，当年那几位真正血脉相连的亲戚，在买通官府谋夺我家田产的时候，又有谁想过要给我爷爷留一条活路？
　　实际上，我曾经接触过好几位在民国时代出生的老地主、老资本家，他们普遍认为，就算是民国时代的富人，也更希望生活在当今这个和平繁荣的新社会，而不是军阀混战不休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民国时代。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，不仅仅是穷人过的穷苦不堪，大多数富人也仿佛是在炼狱中煎熬。

当时，只要你有了一点儿钱，黑白两道三教九流土匪流寇就会很快找上门来，用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来迫使你就范，乖乖把金钱奉上。而各种苛捐杂税也让人疲惫不堪——各路军阀和流寇也是需要生存和壮大的，自然必须搜集资金。那么资金从哪里来？穷人就算是榨干了也榨不出几滴油，当然就只有榨富人了。所以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旧社会的富人何其潇洒，真正的富人在旧社会一样过着朝不保夕的坏日子！

　　那年头除了极少数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，其余的绝大多数人，包括富人在内，都不会去关心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玩意儿，而只关心人的生存问题——当时各地土匪恶霸横行，死个人就跟死个蚂蚁一样，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安全保证都无法得到满足，纵然拿到了选票又有何用？
　　莫非，在土匪和兵痞的子弹朝你飞来的时候，只要把选票贴在额头上，高呼三声“民主纠错机制快快显灵”，就能刀枪不入了么？

　　在那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人看来，现在的中国人各个丰衣足食，吃饱了还能胡侃乱吹，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，还要奢求什么权利，实属大逆不道。那时候，就是地主老爷想要天天吃上饱饭，都是很困难的事。
　　自由和人权固然是个好东西，但前提却是国家主权得以维护。没有了主权，在敌国的军靴与刺刃之下，在可怕的饥饿与瘟疫面前，人们连命都保不住，还奢谈什么自由与人权？
　　例如，1946年的湖南某位小地主，就给身在陕北的儿子写信说：“……现在捐税比10年前增加百倍，加租既没人种田，家中四人日食不过2斗，依旧无法自给，想教旧学，无人请，教新学，六十九了，学不上，讨米呢，太出丑，寻短见呢，奈何还有几个人，只有寄望你们快快来解放了，否则无生产的人家全要打人字桩(自杀之意)……”

　现在这个时代的富人们，虽然失去了对百姓为所欲为的权力（最起码成本是大大提高了），但是也无需年年支付大笔的钱财去应付各路军阀兵马的搜刮劫掠（绝对比任何贪官污吏都要狠），不需要重金豢养许多保镖来护卫自己的府邸，也用不着胆战心惊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对保护费讨价还价，出门的时候更不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深怕被人绑票……这都是新中国才有的好环境。
　　就算是在城市里搞情调玩玩客厅沙龙，写些小资文字的“民国范儿”们，在这个战火动荡的大时代里，除非出避海外，否则也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安乐窝——不知当他们在生了病也没有疫苗的时候，在家族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敲诈到破产的时候，在出门探亲被土匪绑票百般拷打勒索的时候，在被日本皇军的飞机投弹问候的时候；在躲到租界里眼看着外面的同胞被虐杀的时候；在日军扫荡的炮火和弹雨中亡命狂奔的时候；在因为被扣上了“思想恶化”的罪名，而被特务们天天“伺候着”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时候；在看着熟人、亲戚、老师、同学和朋友，因为种种原因而“被失踪”的时候……心中又是怎样的感受？
　　说真的，我们在闲暇之余，谈论分析今日社会的不足，是没有什么不对的。但很多人在厌倦或失望于现实的时候，却并不是把希望和理想投放在将来，而是深深地怀念着想象出来的美好过去……这就有些过分了——就算你对我国宣传部门忆苦思甜的老套路有些腻了，也不能当真去怀念那年头的苦难啊！
　　总之，民国年代是很黑的，大家不要萌它。

最后，再附上一句对某位伟人的评语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对民国时代的一个定论。
　　——当他出生的时候，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，只要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，当他离去的时候，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中国开战的话题了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PS：附录网友评论一则，个人以为很有见地。
　　小布尔乔亚的历史观就是这样的：民国的时候，只见上海滩灯红酒绿、十里洋场，看不到处处乞儿饿殍，看不到遍地烽火狼烟，洋人横行；晚明的时候，只见秦淮河纸醉金迷、歌舞升平，看不到关外尸山血海，看不到中原流寇肆虐；东晋的时候，只见江东形胜之地，名士风流，琴棋书画，看不到中原父老辗转哀嚎于荒野，被胡人当做“两脚羊”下锅烹杀，连死后求个全尸都不可得！
　　当然了，在当今承平之世，有了浮浪度日的本钱，小布尔乔亚一把也不算过分。只是万万不可走入魔症——民国、晚明、东晋，这等凄凉末世，是小布尔乔亚玩情调搞小清新的时候么？